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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2007-12-12 00:14:00|  分类: 朝鲜半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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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美国的失策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戏剧性转机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

韩国的不安

被平壤挪移的谈判桌(for《南风窗》) 11月初,一个美国专家组抵达平壤,为监督朝鲜落实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列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而驻扎下来。按计划,朝鲜将于12月31日前,完成对宁边5兆瓦实验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核燃料元件制造厂的去功能化。 与美国最关心的去核化不同,11月13日于釜山召开的国际论坛上,韩国总统卢武铉动议“朝鲜弃核议题应与四方(韩、朝、美、中)和平协定并举”,呼吁尽早签署“四国首脑宣言”,透出急于将执政5年来的对北外交努力“成果化”的焦虑。 而稍后在首尔举行的朝韩总理会谈则避谈朝核问题,一心只在落实10月平壤朝韩峰会所达成的对朝经援计划上。具体项目包括在黄海海域设立双方共同捕捞的“和平合作特别地带”,在半岛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的开城工业园区实行“三通”(通行、通信、通关)。对韩国来说,这是在安保问题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兑现经援的“向前看”举措,也是卢武铉在大选前夕,为留下“南北协力体制”遗产所做的最后努力。 11月19日,美朝又在纽约展开财经问题会晤。这原本是帮助朝鲜了解、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理论务虚会,却具有为朝鲜支恐“摘帽”的指标性意义。 至此,不仅朝核问题的解决望见了出口,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四国签署朝鲜半岛《终战宣言》和朝美邦交正常化,也只有一步之遥。回过头来,从各国当政者的角度看,在朝鲜发起的这场长达15年之久、跨越世纪的核博弈中,唯一的全胜者是平壤。除此之外的相关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代价。 美国的失策 按理说,朝核问题是“大国博弈”的典型案例,得益者不该是朝鲜,但一方面由于共同“敌人”平壤的坚韧、狡狯,另一方面因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缺失和政策滞后,朝鲜最后不仅突破了核封锁,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而且削弱了美韩、美日同盟的战略联系,从而制约了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实力存在,并改写了与中、俄的传统关系。 表面上看,现状正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按今年2月达成的六方会谈2·13共同文件,朝鲜冻结宁边试验堆,重新召回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检察官,对现有核设施进行申报……弃核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即使在布什政权内部,也不乏把事态的进展看成主张对朝发动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新保守派失势和策略失败结果的观点。 从危机初期,朝美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对立,到多国间外交谈判机制的形成,一直到美朝两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的单独接触,不仅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全面引导、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在美对朝政策的形成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一度主导白宫的所谓鹰派却始终停留在过嘴瘾的层次,既没有就军事打击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做过严肃认真的检讨,更没有与平壤全面对决的战略。其唯一的作为是,一边试探朝鲜究竟有无放弃核开发野心的打算,一边以此为焦点小幅调整对朝谈判的进程。 事实上,在布什连任之前,左右美对朝政策的,只是一大堆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和布什本人的性格乃至道德上的取舍。在就任总统之初,布什“外交”的基本原则无非是重视美国的实力与信赖,坚信“独裁政权有道义上的问题,无法信赖”等罗纳德·里根式的道德批判,而缺乏超越核心价值与原则的富有针对性的具体战略性考量。 更要命的是,作为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把某种类似道德洁癖式的精英主义带进了本来应该完全摒除这类影响的外交决策中,从称金正日是一个“讨厌的独裁者、暴君”到抛出“邪恶轴心”说,莫不如此。其结果,一种感情用事的厌恶情绪导致某种道德优越感及对对方的蔑视,妨碍、压倒了对朝鲜半岛情势及核问题相关背景的详细把握。 2001年3月,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访美的日程日益迫近,白宫的朝鲜半岛路线却仍未确定。3月6日,在韩总统访美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布什政权为完成克林顿前总统及其政权所遗留的工作,将继续对朝保持对话”,但表态旋即遭政府有关高官的杯葛,引起广泛的争议。翌日,鲍威尔不得不退出首脑会谈,对等待消息的新闻记者说,“新政权正全面修正对朝政策,将出台布什政权自己的外交战略。” 随后,与金大中一起出现在镜头前的布什,发表了著名的不信任朝鲜的强硬发言,令人感到与前者的“阳光政策”有了明显的距离。消息传来,平壤拉响防空警报,彻夜灯火管制,进入备战状态。鲍威尔则黯然下课,对朝政策的制定、实施由赖斯接管。 3个月后,白宫即完成对朝政策修正,但新政策除了重新确定朝鲜问题的应对机制外,就战略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鲜货色。主张单方面废除克林顿时期对朝框架协议,以制裁谋求朝鲜体制崩溃的强硬派,和主张与朝对话的稳健派随后吵作一团。 赖斯游离于二者之间,但政治理念似乎更接近后者。其于2000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诠释布什主义外交方针的论文中,回避了对于克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生的急剧变化,而加剧了其不安感——越漂流,越不安;约不安,越漂流。 中国的不满 在最近的相关会谈中,中国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反应,既可以看成是对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不断妥协的警告,也是对可能出现的以“敌视中国”为粘合剂的“美朝接近”的遏制。 在南北首脑会谈刚刚结束,于首尔举行的中韩政府论坛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委婉地表达了朝鲜虽然做出弃核的姿态,但不会完全放弃核开发的观点,与美、韩的弃核乐观论拉开了距离。其理由是,“朝鲜的核开发并不仅限于军事目的,是获取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认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同时也是维持国内政治稳定和权威统治的手段”。 在六方会谈机制中,中国是承担“窗口”角色的核心国家,问题解决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面子。所以,对最近的一系列“进展”,中国在公开场合评价为“前进”,其实正是为了这一点。唯其如此,王发言中的冷笑意味让人感觉意味深长。无异于一对男女好容易订了婚,但撮合者却嘀咕说,这俩到底能不能走到结婚。 毋庸讳言,随着美国的脑筋急转弯,关于朝核问题的最终战略目标,中美两国间形成了一定的错位:美国的底线已经从“完全弃核”后退到“不扩散”;而中国则出于自身的地缘利益及对东亚“核多米诺”效应波及到日本的警惕,必欲逼朝鲜弃核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对平壤唯一具有约束力的华盛顿却在中间掉包了战略议题,对北京来说不啻釜底抽薪。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更令北京搓火的是,10月朝韩峰会上,南北首脑就“由三国或四国首脑,宣言终结朝鲜战争”的问题达成了合意。按韩方说法,“三国”的情况下,由南北双方加美国组成,中国将被排除在外。此提案的始作俑者为金正日总书记,其理由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有驻军而中国没有云云。

林顿框架协议的批评,指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它必须是以与首尔和东京的密切合作为前提的……有鉴于此,给朝鲜某种甜头,以使其放弃核开发的尝试,不应该被轻易搁置”;在结论中她虽然动议“对朝鲜采取毅然决然的运作”,却并无马上实施诸如颠覆其体制之方案的意图。 虽说有赖斯从中调和,并尽量不在“去克林顿化”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朝鲜毕竟被贴上了“邪恶轴心”标签,对其让步和妥协都是“不可选择项”,因此美国对朝外交实际上处于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关于对朝交涉“路线图”的确定以及何为“毅然决然的运作”等问题,华盛顿的政策论战尤其是谈判与压力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演越烈。 戏剧性转机 戏剧性的转机,是在布什2004年底连任后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各种阶段性变化累积的结果。其中,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引起政治议题的切换,主持对朝交涉的一茬人被更迭,及布什从执政之初的道义至上的精英主义向实用主义蜕变这3点因素,直接促成了美国对朝外交向“接触政策”的复归,以及对朝谈判的赖斯-希尔体制的诞生。 2007年2月六方会谈共同文件的签署,被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客一致批判为“背叛”,是对2001年以后政府政策的180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批判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政策转向,只是当初虽遭压抑却在水下顽强挣扎的路线,最终在博弈中获胜,重新登场而已。而贵为国务卿、权重一时的赖斯,终于借着布什连任并寻求外交突破的时机,把在水下的运作托出水面,并作为外交政策加以推行,这既是因缘际会,更有布什政权陷入伊拉克泥沼,国内民怨不断,急于在其它领域破局的“形势比人强”的一面。 曾几何时,无比起劲地批判克林顿政权的“接触政策”,扬言决不与朝鲜单独谈判的布什政府,不但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与平壤单独坐在了北京铺好的谈判桌前,还私下约会在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切磋,充当平壤的金融改革引路人角色,这一变化可谓不经意间改天换地。赖斯-希尔体制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角色并有所作为,并非因为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原则,而是因为实用主义受到了重视。纵然如此,与其说布什政权对朝外交的本质是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对立,不如说是对朝外交战略的长期缺失。 当前美国对朝的“全面融合”政策,对布什政权来说,曾经是最坏的选择。所以,它试图打无核牌以扩大其“附加值”。但是,已成事实上核拥有国的朝鲜,完全弃核的可能性并不大,此种打法可谓前途多舛。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994年早已达成,曾因进展不畅遭无情批判和唾弃的克林顿版框架协议(包含朝鲜冻结核开发、美国向朝援建轻水应堆、美朝互设联络处并逐渐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内容),也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韩国的不安 面对朝美的急速接近,韩国心态复杂,且喜且忧。喜的是一向被目为泼皮、无赖的北方坏小子终于洗心革面,做出一副要融入国际社会,当绅士的样子,作为同胞能不惊喜?这不仅将减轻并大大缓解家门口的紧张局势,而且会孕育无数商机,带来半岛的繁荣;忧的是朝核问题的解决虽说望见了出口,但朝鲜的归宿并不明朗,是终于无核的亲中国家,还是民主的亲美国家,结论尚在漂流之中。而无论其朝哪个方向游离,韩国的担子都不轻,尤其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是六方会谈国家中最沉重的。 但即使内心再厌烦,韩国也得背着。因为一旦把北方视为他人,回避对其“应尽”的责任,使朝鲜成为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的话,便等于自行放弃了作为“同胞国家”的强有力的发言权,未来一旦有大国强力介入半岛引发祸端,韩国就只有挨罪的份儿。不过,在背的过程中,随着朝核问题的持续化和国际化,首尔越来越现实,知道平壤的胃口根本不在自己这里,对“统一论”也变得消极起来。 与此同时,韩国自己也开始了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的漂流。卢武铉执政5年来,大打民粹牌,国内反美情绪日甚一日,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日益形式化,2012年美韩联合司令部即将解体。如今,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是中国。受此影响,韩国社会掀起“中文热”,年轻人竞相去中国留学、就业。 韩国媒体,虽然少不了对中国的谩骂,甚至大有靠杯葛中国取悦读者的势头,但很明显,这不像是背离中国的前兆,相反,倒像是被吸入某个引力场之际,一种本能的拒斥反应。而在内心深处,韩国其实非常在乎中国,无论是美国与日、澳等以反恐名义实施的联合军演,还是美主导的导弹防御系统,出于对中国的尊重,韩国都没有参加;今年7月在北京医院里神秘死亡的韩国驻华公使,尽管韩国媒体一致报道说是医院用药失误致死,但在中方公布了“病死”的调查结论后,韩国政府立即响应。 由于影响韩国至深的朝鲜的改革走向端赖中美两国在背后加持,即便亲美的大国家党政权上台,韩国也不希望得罪中国这样一个“利益攸关者”,它还在观望、犹疑。这种在中美之间漂流的状况,更因朝鲜在打通美国渠道后外交思路可能发

 

对北京来说,无论是作为朝鲜半岛停战协定的签署国,还是六方会谈机制中的窗口国家,将来“不带玩”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但金总书记明明知道这一点,却不顾北京的不悦,坦陈“排中论”,其目的很明显:说给华盛顿听,委婉地表达“脱中”的情怀。而这也未尝不是投后者之所好的卖乖之举,因为平壤深知美国急于构筑反中包围圈,为此不惜“以敌制敌”,希图怂恿美国再度跳进当年拉中国打苏联那样的战略圈套。

 

古人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现实政治未必如此,却也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阴影。试想,一张已经被北京摆好的谈判桌却被平壤移来移去,从北京挪到柏林,从莫斯科挪到纽约;原来是六方谈,未来或许是金总书记所设想的三方;原来中国坐在朝鲜邻座,美国坐对面,现在中美调换了位置。这不仅是谈判桌本身的挪移,更意味着东亚格局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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