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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竹中平藏解读日本改革(for《南风窗》2月下…  

2008-02-15 16:15:00|  分类: 日本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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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平藏解读日本改革(for《南风窗》2月下号)

 

去年10月25日,笔者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由日本卡乐B研究基金会主办的竹中平藏关于日本改革问题的学术演讲。

 

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日本的理论代言人、庆应大学教授。2001年4月,以学者身份出任小泉内阁主管宏观经济运行和改革的财政担当大臣(后又兼任金融担当大臣、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和总务大臣),开民间人士入阁之先河,备受小泉信赖,为其“构造改革”的制度设计者。

 

作为小泉的“经济宰相”、改革的总设计师,竹中挂帅的首相最高咨询机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成功主导实施了从旨在清理不良债权的“金融再生计划”,到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指向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并在是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以72万高票当选众院议员,实现了从学者到政治家的华丽转身。

 

受命于危难之际,不枉信任,不仅精彩地完成了小泉赋予的“维新使命”,创造了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增长,彻底驱散了泡沫经济的阴影;作为一名学者,竹中也在转型期的改革实践中获得了高度的自我实现。如果说,小泉在相当大程度上革除了自民党内派阀政治的余弊的话,那么,竹中则以一介民间出身的双料学者身份,颠覆了日本从来由官僚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行政命令体制。

 

出于对小泉的效忠及对“后小泉”时代自己制定的政策框架依然能够贯彻实施的期望,竹中将把自己的最后一票投给安倍晋三。但从安倍身穿燕尾服登上首相宝座的那一天起,竹中便回归了学者本色。跟小泉一样,竹中的“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Pose也美到了极致。

 

乃至在北大的讲坛上,当学术演讲的日方主持人手里拿着刊登前首相安倍突然辞职后,日本政坛一些青年议员动议竹中参加首相竞选的报道的报纸,问其有无再次“出山”的意向时,后者一笑置之:没有什么比像现在这样,在校园里与代表世界未来的青年学生们,就真理、知识进行交流更令人感到快乐并珍惜的了——俨然还是学者本色。

 

领导者的激情与缜密的战略

 

回想跻身改革年代日本政治核心5年零5个月的时间,竹中感慨无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比“昆虫学者自己做了回昆虫”,以研究主体的身份客串研究客体——政策研究者变身为政策制定的责任者,并实地深入政治现场,做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田野调查”。如此机会,不是每个学者都有的。

 

“推进改革,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事业。这是因为,有太多既得利益分子的存在。如果我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话,也许我的第一选择也只能是维持现状。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抵抗势力的要素存在。有形形色色的改革。譬如在推进邮政改革时,财务省的官僚是支持者;但当改革改到特别会计制度和政府系金融机构头上的时候,财务省就会成为敌手。所以改革始终是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较量。

 

“有一个插曲,是我5年零5个月的政治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幕。2003年6月的一天,刚刚于5月17日决定了对RISONA银行注入公共资金,向全社会表达了政府对金融问题毅然决然的立场,股价也开始反弹。但经济状况依然相当严峻。我个人则在内心坚信,目前的政策是靠谱的。总理(小泉)带着我及数名秘书官等一行‘内部人’说好在赤坂王子饭店地下的中餐馆餐聚——但只是个幌子。总理进了饭店,把秘书官撂在那里,便带着我穿过饭店后面的厨房,径直钻进了一个饭店内部业务用的电梯,诡异得有如好莱坞电影中的情节似的。

 

“电梯通往一个会议室,里面已坐着一些像我一样从民间进入政府,并在政府中活跃的人士:日本银行总裁、邮政公社总裁、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总裁,等等。原来,总理召集这些成员过来,是要谈今后改革的问题。

 

“大家边吃边谈,各种话题,往来穿梭。突然,小泉总理对日本邮政公社的生田总裁说:‘生田先生,你将是最初也是最后的公社总裁,对,最后一任。’我吓了一跳,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不禁停住筷子,直视着总理。就是说,他说出一个天大的问题:生田总裁的任期是从2003年4月到2007年3月31日,而最初也是最后的总裁,意味着从2007年4月1日起,邮政公社将不复存在,即2007年4月,邮政公社将全面民营化——此为对此项改革实施大限的最初的表态。我完全被震住了,生田大约也被震住了。我意识到总理是以这种方式,对我下达了邮政民营化实施的指令。那一瞬间,我痛切感到总理对改革的某种激情、冲力,对我来说,那简直就意味着‘改革’这个关键词本身、原初的含义。

 

“回过头来看,选择那个时候发令,其实是经过了缜密的计算。因为,如果2007年4月开始民营化的话,从其正式雇员26万人,包括临时雇佣在内达38万人的世界最大政府机构的规模计,从决策到实施准备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样的话,要想于2007年实施的话,便需在2005年出台法律,在2004年提出法律大纲,即确定民营化的基本方针;而要想在2004年确立民营化主要架构的话,2003年起,务须开始检讨。总理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是在2003年6月,事实上,从当年秋天开始,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我们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检讨。

 

“我在后来改革全面铺开的过程中,常常回想起这一幕。对改革来说,重要的是,领导者的激情及支撑其存在的缜密的计算、战略,两者缺一不可。

 

战略在细部之中,细节决定成败

 

“无论领导者拿出多么宏大叙事的大政方针,因为任何行政,无非是各种事无巨细的手续、事务性工作的集合体,官僚在具体事务上抽掉骨头,把方案‘去势’的做法是极其有害和危险的。因此,绝不能听任官僚作为,所谓战略在细部之中,每个细微的节点,从担当大臣、辅佐官,到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严加把关。非如此,改革殊难成就。

 

“举例来说,小泉政权成立一年半之后,我受命兼任金融担当大臣。在不良债券处理尚未有眉目之时,肩上又多了副金融的担子。当时的情况是,银行放贷额的8.4%,即1/12都是不良债券。而我们的目标,是用两年半时间,削减一半。结果,不良债权的比例下降到了1.9%的水平——金融机能重新正常化,避免了源自日本的世界性金融恐慌。

 

众所周知,针对当时被认为身患绝症的日本金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竹中开出的药方是“金融再生计划”,其实也无非是一系列事务性工作的集合体。“细节则细节矣,但很重要”,竹中说。例如,判断银行债权究竟是正常债权,还是要注意的问题债权,或者是有破绽隐患的危险债权,要用“收益还原法”(Discount Cash Flow)来判别。这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方法,此前银行也在使用,但并不要求全部用此法判定。因为如果全部用此法查定的话,不良债券会显著增加。而通过主银行制已经与大企业结成利益攻守同盟的大银行、金融机构,当然不愿意如实查定,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操作过程中便会形成一些空穴。而“再生计划”的有效贯彻、实施,便要从手续上堵死这些空穴。如制定措施,在银行完成自查后,由金融厅介入,实行事后查定。资产的评估,由不动产评估机构来做的话,总会与实际有较大出入。关键是不放过这些出入,而公开之,看究竟差在哪里。实在不行,可交给市场去再评估。

 

再比如,对“延期税金资产”的处理问题。这是一种针对预算不良债券先行纳税,待不良债券的具体额度确定后,再把多缴部分返还性质的资产。因其具有不确定性,按美国的财务制度,要对此种资产设定上限,以阻止其过度计入,有去无回。但日本过去并无此类规制,乃至当时从银行总体来看,在自有资金中竟有49%属这类资产。针对这种情况,导入美国机制,设定上限,为“延期税金资产”装上了一道安全阀。

 

类似的环节,共有6处,“金融再生计划”便是针对这些细节的具体堵漏装置。政策在策定、实施之初,始作俑者的竹中本人受到了激烈阻击,大众传媒轮番上演“竹中计划过激论”。

 

“但我内心确信计划肯定行得通。”“事实上,在政策决策过程中,金融专家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真正助我一臂之力的,几乎都是从事实务工作的有志专业人士。”竹中深有感触地说。

 

“战略在细部之中,细节决定成败,与领导者的激情,正是这两点的有效结合,使改革取得了成功。我想,这对于今天的政权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遗憾的是,能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的专家太少了。

 

“所以,我常对年轻人说,制定政策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年轻人学习。但另一方面,政策专家是社会稀缺的人才,只要稍加学习,便可能后来居上,成为首屈一指的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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