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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  

2008-05-13 00:18:00|  分类: 中日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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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这位仁兄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 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5月8日)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失去”日本,正如日本也不会“失去”中国一样,因为一个拥有地理意义上版图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日本有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科学幻想(也是社会幻想)。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是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5月8日) 刘 柠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失去”日本,正如日本也不会“失去”中国一样,因为一个拥有地理意义上版图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日本有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科学幻想(也是社会幻想)。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是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但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时间标准也成问题:究竟在多长的时间轴上来考察,才算合适、公平?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考察,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譬如,举个95%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几乎本能地想到的例子,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话,“假如没有日本”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话语中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但这样算帐,算来算去会发现,一切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却不能以不同的结论为依据,给出一个总的判断。话说回来,即使能给定一个总的判断,譬如,“失去日本对中国是好事”,我们也还是无法“失去”它。因为,它的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正如中国的存在之于日本一样。 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横向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面”的比较。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国人首先会从经济上加以比较,这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0.3万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去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但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时间标准也成问题:究竟在多长的时间轴上来考察,才算合适、公平?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考察,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譬如,举个95%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几乎本能地想到的例子,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话,“假如没有日本”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话语中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但这样算帐,算来算去会发现,一切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却不能以不同的结论为依据,给出一个总的判断。话说回来,即使能给定一个总的判断,譬如,“失去日本对中国是好事”,我们也还是无法“失去”它。因为,它的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正如中国的存在之于日本一样。

 

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横向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面”的比较。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5月8日) 刘 柠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失去”日本,正如日本也不会“失去”中国一样,因为一个拥有地理意义上版图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日本有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科学幻想(也是社会幻想)。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是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但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时间标准也成问题:究竟在多长的时间轴上来考察,才算合适、公平?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考察,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譬如,举个95%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几乎本能地想到的例子,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话,“假如没有日本”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话语中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但这样算帐,算来算去会发现,一切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却不能以不同的结论为依据,给出一个总的判断。话说回来,即使能给定一个总的判断,譬如,“失去日本对中国是好事”,我们也还是无法“失去”它。因为,它的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正如中国的存在之于日本一样。 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横向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面”的比较。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国人首先会从经济上加以比较,这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0.3万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去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国人首先会从经济上加以比较,这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0.3万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去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5月8日) 刘 柠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失去”日本,正如日本也不会“失去”中国一样,因为一个拥有地理意义上版图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日本有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科学幻想(也是社会幻想)。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是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但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时间标准也成问题:究竟在多长的时间轴上来考察,才算合适、公平?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考察,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譬如,举个95%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几乎本能地想到的例子,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话,“假如没有日本”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话语中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但这样算帐,算来算去会发现,一切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却不能以不同的结论为依据,给出一个总的判断。话说回来,即使能给定一个总的判断,譬如,“失去日本对中国是好事”,我们也还是无法“失去”它。因为,它的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正如中国的存在之于日本一样。 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横向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面”的比较。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国人首先会从经济上加以比较,这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0.3万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去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这位仁兄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这位仁兄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 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 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尽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对对方照准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尽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对对方照准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尽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对对方照准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for《南方周末》5月8日) 刘 柠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失去”日本,正如日本也不会“失去”中国一样,因为一个拥有地理意义上版图的国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日本有个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科学幻想(也是社会幻想)。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是有的,但那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但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时间标准也成问题:究竟在多长的时间轴上来考察,才算合适、公平?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考察,答案很可能是不同的。譬如,举个95%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几乎本能地想到的例子,如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话,“假如没有日本”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话语中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换句话说,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但这样算帐,算来算去会发现,一切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却不能以不同的结论为依据,给出一个总的判断。话说回来,即使能给定一个总的判断,譬如,“失去日本对中国是好事”,我们也还是无法“失去”它。因为,它的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正如中国的存在之于日本一样。 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横向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面”的比较。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国人首先会从经济上加以比较,这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0.3万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去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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