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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新总裁亮相G7,日本央行能否走出政策性迷误(for《新京报》4月15日)  

2008-04-20 12:10:31|  分类: 日本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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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均衡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不是罔顾整体经济、财政状况而硬性提高利率,而是酿造、推动有利于利率上升的形势。而只要通缩消除,物价上涨,理论利率自然会上升。一句话,是谋求能使日本经济转守为攻的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但是,从刚刚结束的G7财长、央行首脑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来看,除了对在目前各国所面对的困境的分析与定位(“1930年代金融大恐慌以来的混乱”、“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等)及尽早实施国际“稳定金融论坛”的建议上取得了一定共识外,对何以应对目前出现的及潜在的金融风险、重建脆弱的金融体系、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仍一筹莫展。换言之,从救治到预防,都还没有处方。而日本,作为经历过史上最大规模经济泡沫崩溃的国度、全球头号的债权国,理应迅速做出货币政策应对,既贡献于国际社会,又避免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牺牲,同时也规避衍生“日本版”次贷危机,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被套的风险。

新总裁亮相G7,日本央行能否走出政策性迷误(for《新京报》4月15日)

 

新总裁亮相G7,日本央行能否走出政策性迷误(for《新京报》4月15日)刘 柠4月11日,48小时前刚获得两院通过、被“扶正”的白川方明作为日本银行的新任总裁,匆匆出席了于华盛顿召开的G7财长、央行首脑会议,好歹算避免了以央行“总裁代理”身份赴会的尴尬事态,为日本挽回了面子。久拖不决的日银总裁人选问题,戏剧性地凸显了日国会运作的危机:分别受制于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的众参两院较劲不已的现实,导致“国政分离”,使自民、民主两党两败俱伤。与此同时,高层人事被政治深度操控,从侧面折射出央行的独立性备受打击的事实,新任总裁能否在全球性金融震荡、景气后退的情况下,拿出切实可行的货币政策,以使日本免于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牺牲,需从重建受伤的权威开始。不仅如此,按惯例,由总裁、副总裁(2人)及审议委员(6人)共9名定员构成的班子,是日银决策金融政策的标准配置,但由于政府提议的副总裁人选(前财务省财务官、一桥大学教授渡边博史)被参院否决,因白川本人和另一名前审议委员西村清彦的升格而空出的副总裁、审议委员(各1名)的位置,仍虚位以待。这种九缺二的残缺体制,也为下一步金融政策的调整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地基下沉”:仅去年一年,股价下跌11%,原本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理应受美国次贷影响最小的日本,反而跌破最大记录。如联系去年美股价上升6%,全球平均上升12%的事实,便能体知日本的重创有多深。另一方面,因原油价格高企等原因,世界各国均苦于通胀,只有日本另有烦恼:从2001年起,一直在通缩中苦苦挣扎,政府承诺的2006年度走出通缩的目标再次

刘 柠

 

4月11日,48小时前刚获得两院通过、被“扶正”的白川方明作为日本银行的新任总裁,匆匆出席了于华盛顿召开的G7财长、央行首脑会议,好歹算避免了以央行“总裁代理”身份赴会的尴尬事态,为日本挽回了面子。

 

久拖不决的日银总裁人选问题,戏剧性地凸显了日国会运作的危机:分别受制于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的众参两院较劲不已的现实,导致“国政分离”,使自民、民主两党两败俱伤。与此同时,高层人事被政治深度操控,从侧面折射出央行的独立性备受打击的事实,新任总裁能否在全球性金融震荡、景气后退的情况下,拿出切实可行的货币政策,以使日本免于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牺牲,需从重建受伤的权威开始。

 

不仅如此,按惯例,由总裁、副总裁(2人)及审议委员(6人)共9名定员构成的班子,是日银决策金融政策的标准配置,但由于政府提议的副总裁人选(前财务省财务官、一桥大学教授渡边博史)被参院否决,因白川本人和另一名前审议委员西村清彦的升格而空出的副总裁、审议委员(各1名)的位置,仍虚位以待。这种九缺二的残缺体制,也为下一步金融政策的调整蒙上了一层阴影。

 

落空,连去年2%的名义增长都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日银却受制于政府官僚机构的利权牵涉,从自身的本位利益出发,置国家经济与财政的实际状况于不顾,先行打出“利率正常化”政策,不但告别零利率,而且将其一年两度提升,实行了被称为“战后最大”的金融紧缩政策。一般来说,为遏制通胀不得已而提高利率是金融学的常识,而日本却是在持续通缩的状况下提高利率,明显违反国际惯例和历史经验,结果更加剧了通缩,使整体经济环境受到打击。为此,刚刚届满离任的日银前任总裁福井俊彦受到日主流经济学界的严厉批判,著名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小泉“构造改革”的“总设计师”竹中平藏直指福井其人“把日本经济搞糟了”,动议日银本身的“构造改革”,以确保其超然于官僚利权之上的真正“独立性”。独立性问题,确是日银能否制定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的关键。原先,在金融政策调整问题上,作为半官半民机构的日银须与大藏省(财务省)协调,1998年实施的新“日银法”,出于金融政策的专业性和高效性的需要,理论上确保了日银的独立性(甚至规定日银总裁5年任期内不受解任),只需总裁、副总裁及审议委员(9人体制)表决通过,便可以出台金融政策。但日银高官自身的官僚背景,尤其是国会的分裂现状,都为政治介入日银决策埋下了伏线,绝对的独立近乎不可能。此番旷日持久的总裁人事风波,即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白川,总算是一个令各方尚满意的安排,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么国民对新总裁的诉求,或者说新总裁的首要课题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摆脱通缩困境;进而,使经济驶入既不是通缩,也不是通

日本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地基下沉”:仅去年一年,股价下跌11%,原本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理应受美国次贷影响最小的日本,反而跌破最大记录。如联系去年美股价上升6%,全球平均上升12%的事实,便能体知日本的重创有多深。

 

另一方面,因原油价格高企等原因,世界各国均苦于通胀,只有日本另有烦恼:从2001年起,一直在通缩中苦苦挣扎,政府承诺的2006年度走出通缩的目标再次落空,连去年2%的名义增长都未能实现。

落空,连去年2%的名义增长都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日银却受制于政府官僚机构的利权牵涉,从自身的本位利益出发,置国家经济与财政的实际状况于不顾,先行打出“利率正常化”政策,不但告别零利率,而且将其一年两度提升,实行了被称为“战后最大”的金融紧缩政策。一般来说,为遏制通胀不得已而提高利率是金融学的常识,而日本却是在持续通缩的状况下提高利率,明显违反国际惯例和历史经验,结果更加剧了通缩,使整体经济环境受到打击。为此,刚刚届满离任的日银前任总裁福井俊彦受到日主流经济学界的严厉批判,著名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小泉“构造改革”的“总设计师”竹中平藏直指福井其人“把日本经济搞糟了”,动议日银本身的“构造改革”,以确保其超然于官僚利权之上的真正“独立性”。独立性问题,确是日银能否制定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的关键。原先,在金融政策调整问题上,作为半官半民机构的日银须与大藏省(财务省)协调,1998年实施的新“日银法”,出于金融政策的专业性和高效性的需要,理论上确保了日银的独立性(甚至规定日银总裁5年任期内不受解任),只需总裁、副总裁及审议委员(9人体制)表决通过,便可以出台金融政策。但日银高官自身的官僚背景,尤其是国会的分裂现状,都为政治介入日银决策埋下了伏线,绝对的独立近乎不可能。此番旷日持久的总裁人事风波,即是一个微妙的隐喻。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白川,总算是一个令各方尚满意的安排,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么国民对新总裁的诉求,或者说新总裁的首要课题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摆脱通缩困境;进而,使经济驶入既不是通缩,也不是通

 

在这种情况下,日银却受制于政府官僚机构的利权牵涉,从自身的本位利益出发,置国家经济与财政的实际状况于不顾,先行打出“利率正常化”政策,不但告别零利率,而且将其一年两度提升,实行了被称为“战后最大”的金融紧缩政策。一般来说,为遏制通胀不得已而提高利率是金融学的常识,而日本却是在持续通缩的状况下提高利率,明显违反国际惯例和历史经验,结果更加剧了通缩,使整体经济环境受到打击。为此,刚刚届满离任的日银前任总裁福井俊彦受到日主流经济学界的严厉批判,著名新自由主义学派学者、小泉“构造改革”的“总设计师”竹中平藏直指福井其人“把日本经济搞糟了”,动议日银本身的“构造改革”,以确保其超然于官僚利权之上的真正“独立性”。

 

独立性问题,确是日银能否制定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的关键。原先,在金融政策调整问题上,作为半官半民机构的日银须与大藏省(财务省)协调,1998年实施的新“日银法”,出于金融政策的专业性和高效性的需要,理论上确保了日银的独立性(甚至规定日银总裁5年任期内不受解任),只需总裁、副总裁及审议委员(9人体制)表决通过,便可以出台金融政策。但日银高官自身的官僚背景,尤其是国会的分裂现状,都为政治介入日银决策埋下了伏线,绝对的独立近乎不可能。此番旷日持久的总裁人事风波,即是一个微妙的隐喻。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白川,总算是一个令各方尚满意的安排,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那么国民对新总裁的诉求,或者说新总裁的首要课题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摆脱通缩困境;进而,使经济驶入既不是通缩,也不是通胀的均衡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不是罔顾整体经济、财政状况而硬性提高利率,而是酿造、推动有利于利率上升的形势。而只要通缩消除,物价上涨,理论利率自然会上升。一句话,是谋求能使日本经济转守为攻的金融政策的“正常化”。

 

但是,从刚刚结束的G7财长、央行首脑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来看,除了对在目前各国所面对的困境的分析与定位(“1930年代金融大恐慌以来的混乱”、“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等)及尽早实施国际“稳定金融论坛”的建议上取得了一定共识外,对何以应对目前出现的及潜在的金融风险、重建脆弱的金融体系、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仍一筹莫展。换言之,从救治到预防,都还没有处方。而日本,作为经历过史上最大规模经济泡沫崩溃的国度、全球头号的债权国,理应迅速做出货币政策应对,既贡献于国际社会,又避免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牺牲,同时也规避衍生“日本版”次贷危机,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被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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