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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东海,离“合作之海”有多远(for《凤凰周刊》282期)  

2008-02-24 11:14:05|  分类: 中日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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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离“合作之海”有多远(for《凤凰周刊》282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在谈到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时,崔表示,有望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解决,对今春胡的访日成果做出了乐观预测。应该说,崔的表态,既有为胡访日升温、造势的成分,但作为前东海问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其表态无疑带有权威性,不排除双方紧锣密鼓的磋商已有所进展,近日将在构筑资源共同开发的框架上达成共识的可能。去年12月底,日相福田康夫的访华,被定位为把中日关系带进春天的“迎春之旅”,东海问题的解决,本也是其北京之行的目标之一。但虽经两国朝野的种种努力,终因分歧过大,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而未能为北京峰会锦上添花。于是,将其顺延至4月的胡主席访日,既从时间上取得一定的缓冲,同时也为中国国家元首对扶桑之国10年来的首次访问打造一份厚礼,未尝不是一种惠己泽人的现实考量。但问题是,胡主席能否众望所归,马到成功,在樱花烂漫的时节,变东海为真正的“合作之海”?这既取决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胡主席行前两国实务层面谈判的结果。一个双方自说自话,乖离过大的预案,不仅不是对领导人智慧、胆识的考验,而且会陷领导人于所谓“民意”的漩涡,不仅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伴生其它问题,使局面复杂化。两年前,正值中日关系的敏感期,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的两国舆论,分贝之高,张力之强,乃至双方舆论中都出现过“必有一战”的声音。彼时,笔者曾撰文指出,东海争端只能谋求外交解决。将问题的实质还原为其本来的性状、形态,排除情感温升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就事论事,为外交努力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才是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惟一途径。回过头来看,两国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像六方会谈机制中的朝核问题一样,水面下各种各样的接触、谈判始终在推进。毕竟,长达十数轮的马拉松谈判不会全是无用功。而现在则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谈判以何种形式收场,双方领导人何时拿到“红包”,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最大的转机谈判获得最明显的突破是在去年11月的东京谈判上——至此,包括首脑会谈在内,两国已进行了逾14轮艰苦的谈判。在那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在包括“春晓”、“龙井”、“断桥”和“天外天”四个油气田在内的横跨中日“中间线”的广阔海域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提出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间线”东侧(日方一侧)海域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对此,日方提出,如果中方同意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的话,日本也同意在“中间线”日本一侧海域共同开发,但不能同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对双方来说,这都不失为关键性突破:中方的突破主要在法理上——如认同目前的共同开发方案的话,事实上等于承认了日方始终咬住不放的“中间线”说,而此前中方固守的“大陆架”说则被搁置;而就日方而言,此前日本只同意在“中间线”中国一侧海域共同开发,认可日方一侧海域的共同开发,可谓实质性“让步”。因此,日方希望把局长级会谈提到外长级会谈的规格,
 东海,离“合作之海”有多远(for《凤凰周刊》282期)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在谈到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时,崔表示,有望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解决,对今春胡的访日成果做出了乐观预测。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

 

应该说,崔的表态,既有为胡访日升温、造势的成分,但作为前东海问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其表态无疑带有权威性,不排除双方紧锣密鼓的磋商已有所进展,近日将在构筑资源共同开发的框架上达成共识的可能。

 

去年12月底,日相福田康夫的访华,被定位为把中日关系带进春天的“迎春之旅”,东海问题的解决,本也是其北京之行的目标之一。但虽经两国朝野的种种努力,终因分歧过大,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而未能为北京峰会锦上添花。于是,将其顺延至4月的胡主席访日,既从时间上取得一定的缓冲,同时也为中国国家元首对扶桑之国10年来的首次访问打造一份厚礼,未尝不是一种惠己泽人的现实考量。

 

但问题是,胡主席能否众望所归,马到成功,在樱花烂漫的时节,变东海为真正的“合作之海”?这既取决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胡主席行前两国实务层面谈判的结果。一个双方自说自话,乖离过大的预案,不仅不是对领导人智慧、胆识的考验,而且会陷领导人于所谓“民意”的漩涡,不仅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伴生其它问题,使局面复杂化。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

 

两年前,正值中日关系的敏感期,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的两国舆论,分贝之高,张力之强,乃至双方舆论中都出现过“必有一战”的声音。彼时,笔者曾撰文指出,东海争端只能谋求外交解决。将问题的实质还原为其本来的性状、形态,排除情感温升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就事论事,为外交努力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才是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惟一途径。

 

回过头来看,两国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像六方会谈机制中的朝核问题一样,水面下各种各样的接触、谈判始终在推进。毕竟,长达十数轮的马拉松谈判不会全是无用功。而现在则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谈判以何种形式收场,双方领导人何时拿到“红包”,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最大的转机

 

谈判获得最明显的突破是在去年11月的东京谈判上——至此,包括首脑会谈在内,两国已进行了逾14轮艰苦的谈判。

 

在那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在包括“春晓”、“龙井”、“断桥”和“天外天”四个油气田在内的横跨中日“中间线”的广阔海域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提出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间线”东侧(日方一侧)海域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

 

对此,日方提出,如果中方同意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的话,日本也同意在“中间线”日本一侧海域共同开发,但不能同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

 

对双方来说,这都不失为关键性突破:中方的突破主要在法理上——如认同目前的共同开发方案的话,事实上等于承认了日方始终咬住不放的“中间线”说,而此前中方固守的“大陆架”说则被搁置;而就日方而言,此前日本只同意在“中间线”中国一侧海域共同开发,认可日方一侧海域的共同开发,可谓实质性“让步”。因此,日方希望把局长级会谈提到外长级会谈的规格,以期在福田访华期间,获得全面解决。这也是其后“中日高级经济对话”的缘起。

 

但是,其后的进展似乎不尽人意,尤其是围绕后来于北京举行的两国最初的外长级“中日高级经济对话”,在中方发表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未经日方确认便单方面删除了部分协议内容,而在被删除的内容中,有“日方指出中国参加能源宪章条约所具有的意义”一条,被认为与能源贸易自由化、投资保护问题密切相关,并直接间接地关涉到双方正在磋商的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日本舆论升温,一些保守的媒体开始指责中方的诚意,酿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

后来,很快便有了福田的“迎春之旅”,中日间的氛围被迅速切换到“友好”模块,尽管避免了该问题的进一步发酵,但福田访华期间谋求解决的目标却被顺延。

 

日方的让步

 

日方始终认为,其在东海问题上已向中方做出了莫大的让步:一是上文中谈到的日方已同意在“中间线”东侧(日本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二是日本叫停了与中方的叫板性对抗。2005年9月,在前小泉政权中任经产大臣的中川昭一,针对中方在“中间线”西侧(中国一侧)的开发活动,力主采取强硬对策,试图以政府委托的形式,鼓励已获得试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进行采掘,政府不仅给与财政上补助和支持,还动议出台法律,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为帝国石油的开采活动保驾护航。一时间,两国关系剑拔弩张。

以期在福田访华期间,获得全面解决。这也是其后“中日高级经济对话”的缘起。但是,其后的进展似乎不尽人意,尤其是围绕后来于北京举行的两国最初的外长级“中日高级经济对话”,在中方发表的会议新闻公报上,未经日方确认便单方面删除了部分协议内容,而在被删除的内容中,有“日方指出中国参加能源宪章条约所具有的意义”一条,被认为与能源贸易自由化、投资保护问题密切相关,并直接间接地关涉到双方正在磋商的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日本舆论升温,一些保守的媒体开始指责中方的诚意,酿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后来,很快便有了福田的“迎春之旅”,中日间的氛围被迅速切换到“友好”模块,尽管避免了该问题的进一步发酵,但福田访华期间谋求解决的目标却被顺延。日方的让步日方始终认为,其在东海问题上已向中方做出了莫大的让步:一是上文中谈到的日方已同意在“中间线”东侧(日本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二是日本叫停了与中方的叫板性对抗。2005年9月,在前小泉政权中任经产大臣的中川昭一,针对中方在“中间线”西侧(中国一侧)的开发活动,力主采取强硬对策,试图以政府委托的形式,鼓励已获得试采权的帝国石油公司进行采掘,政府不仅给与财政上补助和支持,还动议出台法律,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为帝国石油的开采活动保驾护航。一时间,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但于2005年底发端的小泉改造内阁中,接替中川任经产大臣的二阶俊博是位亲中人士,他表示即使是帝国石油向经产省提出申请,他也不会批准,认为在关涉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应付出更大的耐心。而其继任者甘利明也继承了其做法,遂使日本鹰派与中国对抗到底的主张付之东流。但严格说来,上述第二点,与其说是“让步”,不如说是克制,是一种为谋求问题的解决而最大限度地克制自身的言行,以为在冷静之中解决问题而酿造某种条件,是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这一点非常重要,虽不是直接的让步,其意义并不低于让步。难以想象,在2005年两国关系的大环境下,如果以中川为代表的鹰派成了气候,动辄出动军舰,强行介入对抗性采掘活动的话,两国间交涉还能有今天的实绩。对此,中方理应“领情”并有所评价。只剩最后一步从目前看,日方既已提出对“中间线”西侧(中国一侧)提供资金援助以共同开发,并同意把除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以外的“中间线”东侧(日本一侧)海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的妥协方案,球暂时被踢到了中国一边。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接近问题解决的框架。接下来,中国如何接球、再掷,战略选择至关重要:弄得好,一步到位,问题解决,皆大欢喜;弄不好,双方陷入胶着,问题长期化,乃至一切退回到原点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但问题历经十数轮谈判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旦有所突破,将在何种方向上突破,似乎已能大致判断一二:首先,“共同开发”必定以“主权搁置”为前提。对此,双方已形成高度共识,不容倒退。去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日“融冰之旅”的最大成果,便是达成了在东海问题上的基本方针:“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在不损害双方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开发。”(

 

但于2005年底发端的小泉改造内阁中,接替中川任经产大臣的二阶俊博是位亲中人士,他表示即使是帝国石油向经产省提出申请,他也不会批准,认为在关涉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应付出更大的耐心。而其继任者甘利明也继承了其做法,遂使日本鹰派与中国对抗到底的主张付之东流。

 

东海,离“合作之海”有多远(for《凤凰周刊》282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在谈到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时,崔表示,有望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解决,对今春胡的访日成果做出了乐观预测。应该说,崔的表态,既有为胡访日升温、造势的成分,但作为前东海问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其表态无疑带有权威性,不排除双方紧锣密鼓的磋商已有所进展,近日将在构筑资源共同开发的框架上达成共识的可能。去年12月底,日相福田康夫的访华,被定位为把中日关系带进春天的“迎春之旅”,东海问题的解决,本也是其北京之行的目标之一。但虽经两国朝野的种种努力,终因分歧过大,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而未能为北京峰会锦上添花。于是,将其顺延至4月的胡主席访日,既从时间上取得一定的缓冲,同时也为中国国家元首对扶桑之国10年来的首次访问打造一份厚礼,未尝不是一种惠己泽人的现实考量。但问题是,胡主席能否众望所归,马到成功,在樱花烂漫的时节,变东海为真正的“合作之海”?这既取决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胡主席行前两国实务层面谈判的结果。一个双方自说自话,乖离过大的预案,不仅不是对领导人智慧、胆识的考验,而且会陷领导人于所谓“民意”的漩涡,不仅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伴生其它问题,使局面复杂化。两年前,正值中日关系的敏感期,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的两国舆论,分贝之高,张力之强,乃至双方舆论中都出现过“必有一战”的声音。彼时,笔者曾撰文指出,东海争端只能谋求外交解决。将问题的实质还原为其本来的性状、形态,排除情感温升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就事论事,为外交努力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才是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惟一途径。回过头来看,两国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像六方会谈机制中的朝核问题一样,水面下各种各样的接触、谈判始终在推进。毕竟,长达十数轮的马拉松谈判不会全是无用功。而现在则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谈判以何种形式收场,双方领导人何时拿到“红包”,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最大的转机谈判获得最明显的突破是在去年11月的东京谈判上——至此,包括首脑会谈在内,两国已进行了逾14轮艰苦的谈判。在那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在包括“春晓”、“龙井”、“断桥”和“天外天”四个油气田在内的横跨中日“中间线”的广阔海域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提出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间线”东侧(日方一侧)海域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对此,日方提出,如果中方同意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的话,日本也同意在“中间线”日本一侧海域共同开发,但不能同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对双方来说,这都不失为关键性突破:中方的突破主要在法理上——如认同目前的共同开发方案的话,事实上等于承认了日方始终咬住不放的“中间线”说,而此前中方固守的“大陆架”说则被搁置;而就日方而言,此前日本只同意在“中间线”中国一侧海域共同开发,认可日方一侧海域的共同开发,可谓实质性“让步”。因此,日方希望把局长级会谈提到外长级会谈的规格,

但严格说来,上述第二点,与其说是“让步”,不如说是克制,是一种为谋求问题的解决而最大限度地克制自身的言行,以为在冷静之中解决问题而酿造某种条件,是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这一点非常重要,虽不是直接的让步,其意义并不低于让步。难以想象,在2005年两国关系的大环境下,如果以中川为代表的鹰派成了气候,动辄出动军舰,强行介入对抗性采掘活动的话,两国间交涉还能有今天的实绩。对此,中方理应“领情”并有所评价。

 

只剩最后一步

 

从目前看,日方既已提出对“中间线”西侧(中国一侧)提供资金援助以共同开发,并同意把除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以外的“中间线”东侧(日本一侧)海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的妥协方案,球暂时被踢到了中国一边。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接近问题解决的框架。

 

接下来,中国如何接球、再掷,战略选择至关重要:弄得好,一步到位,问题解决,皆大欢喜;弄不好,双方陷入胶着,问题长期化,乃至一切退回到原点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但问题历经十数轮谈判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旦有所突破,将在何种方向上突破,似乎已能大致判断一二:

 

东海,离“合作之海”有多远(for《凤凰周刊》282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在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在谈到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时,崔表示,有望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解决,对今春胡的访日成果做出了乐观预测。应该说,崔的表态,既有为胡访日升温、造势的成分,但作为前东海问题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其表态无疑带有权威性,不排除双方紧锣密鼓的磋商已有所进展,近日将在构筑资源共同开发的框架上达成共识的可能。去年12月底,日相福田康夫的访华,被定位为把中日关系带进春天的“迎春之旅”,东海问题的解决,本也是其北京之行的目标之一。但虽经两国朝野的种种努力,终因分歧过大,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而未能为北京峰会锦上添花。于是,将其顺延至4月的胡主席访日,既从时间上取得一定的缓冲,同时也为中国国家元首对扶桑之国10年来的首次访问打造一份厚礼,未尝不是一种惠己泽人的现实考量。但问题是,胡主席能否众望所归,马到成功,在樱花烂漫的时节,变东海为真正的“合作之海”?这既取决于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更重要的,还取决于胡主席行前两国实务层面谈判的结果。一个双方自说自话,乖离过大的预案,不仅不是对领导人智慧、胆识的考验,而且会陷领导人于所谓“民意”的漩涡,不仅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伴生其它问题,使局面复杂化。两年前,正值中日关系的敏感期,围绕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的两国舆论,分贝之高,张力之强,乃至双方舆论中都出现过“必有一战”的声音。彼时,笔者曾撰文指出,东海争端只能谋求外交解决。将问题的实质还原为其本来的性状、形态,排除情感温升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就事论事,为外交努力谋求最大的回旋空间,才是解决中日东海争端的惟一途径。回过头来看,两国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像六方会谈机制中的朝核问题一样,水面下各种各样的接触、谈判始终在推进。毕竟,长达十数轮的马拉松谈判不会全是无用功。而现在则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谈判以何种形式收场,双方领导人何时拿到“红包”,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最大的转机谈判获得最明显的突破是在去年11月的东京谈判上——至此,包括首脑会谈在内,两国已进行了逾14轮艰苦的谈判。在那次谈判中,日方提出在包括“春晓”、“龙井”、“断桥”和“天外天”四个油气田在内的横跨中日“中间线”的广阔海域进行共同开发,而中方则提出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间线”东侧(日方一侧)海域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对此,日方提出,如果中方同意在“中间线”中方一侧海域进行共同开发的话,日本也同意在“中间线”日本一侧海域共同开发,但不能同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日韩大陆架周围有领土争议的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对双方来说,这都不失为关键性突破:中方的突破主要在法理上——如认同目前的共同开发方案的话,事实上等于承认了日方始终咬住不放的“中间线”说,而此前中方固守的“大陆架”说则被搁置;而就日方而言,此前日本只同意在“中间线”中国一侧海域共同开发,认可日方一侧海域的共同开发,可谓实质性“让步”。因此,日方希望把局长级会谈提到外长级会谈的规格,

首先,“共同开发”必定以“主权搁置”为前提。对此,双方已形成高度共识,不容倒退。去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对日“融冰之旅”的最大成果,便是达成了在东海问题上的基本方针:“作为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在不损害双方关于海洋法诸问题立场的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进行共同开发。”(《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

 

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

 

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据此,即使双方最后达成妥协,以“共同开发”的形式了结争端,那也只是“最终划界前的临时性安排”。换言之,以主权问题(最终划界)的向后无期限顺延,优先换取“共同开发”的实惠。其次,实务谈判的成果固然重要,但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双方领导人的英断。迄今为止十数轮的实务谈判,从局长级到外长级,一直到首脑级,应该说该谈的都谈了,双方的分歧,问题的所在、性质,都是明摆着的,只差双方领导人出面,在干杯的同时,以最大、最富责任感的承担和最向前看的姿态,收拾局面,结束交涉。这一点,知易行难,同时需要两国间良好的氛围和国内舆论的宽容。惟其如此,福田访华前,深感责任重大。去年11月20日,于新加坡(东盟10+3会议)会见温家宝总理时,希望中方能拿出政治决断,做出让步。因为如果日方再退的话,便会出现日本最敏感的钓鱼岛问题,福田自身会成为众矢之的,使本来就变数横生、前途未卜的福田政权雪上加霜。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

但同样的问题,在中方也未必不存在。30年前,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交涉之际,钓鱼岛问题成为日本舆论的焦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访日,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搁置方针”,以向前看的姿态回应了日本的民意,解决了这个外交难题。而斯时,邓自己在政权内部,其实也正面临着与时任党中央主席HUA-国-锋的权力斗争,其政治决断不可谓不大。

 

但是,三十年河东河西,今天的中国已不复30年前的中国,民意介入乃至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大大提高。这不仅在客观上抬高了外交解决的门槛,更使领导人政治决断的发挥平添了几许难度及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政治决断的含金量,使领导人挑战的冲动及挑战后获得正面评价的几率都大大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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