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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志

 
 

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  

2006-03-20 00:50:06|  分类: 中日关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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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轴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它的拒斥,使战略安全的“国益”付出代价,反而不利于日本所谓“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其“暴走”已然逸出了价值保守的主流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于是,学界、传媒的大佬们纷纷站出来,在呼吁小泉自制的同时,谋求基于“东亚和解”基础上的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并不认为目前日本国内的“和解”思潮是以彻底的历史清算为内在理论指向的、具有深刻反思背景的社会思想运动,就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似乎仍然未脱“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的传统思维框架。不过,虽说如此,“和解”思潮不可能对现实的外交博弈没有任何推动:3月初,日本政府已正式任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宫本雄二为新任驻华大使,而此前,在对华外交上一筹莫展的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起用与中国完全无关的人士出任此职;3月底,由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的庞大超党派联合访华团即将访问北京,据悉很可能会受到中共高层的接见;趁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因“伪造邮件”问题而备受打击,内部正乱作一团的时候,事实上被自民党控制了的国会一举通过了小泉政府提交的2006预算案。而随着该预算案的成立,包括下任首相人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面向“后小泉”时代的政治布局已经提速。总之,作为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之一,小泉政府注定是中国对日外交无法绕过的存在。尽管从时间上来说,小泉政权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如果我们对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及“后小泉”时代,很可能“比小泉还小泉”的政治路线图多少有所把握和觉悟的话,就应当从现在起,学会与一个强硬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把所有强硬派都一律看成“反华派”而拒之门外。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

 

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

 

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

 

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

 

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

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

 

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2001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的时间轴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它的拒斥,使战略安全的“国益”付出代价,反而不利于日本所谓“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其“暴走”已然逸出了价值保守的主流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于是,学界、传媒的大佬们纷纷站出来,在呼吁小泉自制的同时,谋求基于“东亚和解”基础上的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并不认为目前日本国内的“和解”思潮是以彻底的历史清算为内在理论指向的、具有深刻反思背景的社会思想运动,就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似乎仍然未脱“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的传统思维框架。不过,虽说如此,“和解”思潮不可能对现实的外交博弈没有任何推动:3月初,日本政府已正式任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宫本雄二为新任驻华大使,而此前,在对华外交上一筹莫展的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起用与中国完全无关的人士出任此职;3月底,由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的庞大超党派联合访华团即将访问北京,据悉很可能会受到中共高层的接见;趁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因“伪造邮件”问题而备受打击,内部正乱作一团的时候,事实上被自民党控制了的国会一举通过了小泉政府提交的2006预算案。而随着该预算案的成立,包括下任首相人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面向“后小泉”时代的政治布局已经提速。总之,作为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之一,小泉政府注定是中国对日外交无法绕过的存在。尽管从时间上来说,小泉政权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如果我们对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及“后小泉”时代,很可能“比小泉还小泉”的政治路线图多少有所把握和觉悟的话,就应当从现在起,学会与一个强硬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把所有强硬派都一律看成“反华派”而拒之门外。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

 

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的时间轴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它的拒斥,使战略安全的“国益”付出代价,反而不利于日本所谓“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其“暴走”已然逸出了价值保守的主流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于是,学界、传媒的大佬们纷纷站出来,在呼吁小泉自制的同时,谋求基于“东亚和解”基础上的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并不认为目前日本国内的“和解”思潮是以彻底的历史清算为内在理论指向的、具有深刻反思背景的社会思想运动,就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似乎仍然未脱“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的传统思维框架。不过,虽说如此,“和解”思潮不可能对现实的外交博弈没有任何推动:3月初,日本政府已正式任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宫本雄二为新任驻华大使,而此前,在对华外交上一筹莫展的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起用与中国完全无关的人士出任此职;3月底,由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的庞大超党派联合访华团即将访问北京,据悉很可能会受到中共高层的接见;趁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因“伪造邮件”问题而备受打击,内部正乱作一团的时候,事实上被自民党控制了的国会一举通过了小泉政府提交的2006预算案。而随着该预算案的成立,包括下任首相人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面向“后小泉”时代的政治布局已经提速。总之,作为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之一,小泉政府注定是中国对日外交无法绕过的存在。尽管从时间上来说,小泉政权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如果我们对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及“后小泉”时代,很可能“比小泉还小泉”的政治路线图多少有所把握和觉悟的话,就应当从现在起,学会与一个强硬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把所有强硬派都一律看成“反华派”而拒之门外。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的时间轴上,加剧了周边国家对它的拒斥,使战略安全的“国益”付出代价,反而不利于日本所谓“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因其“暴走”已然逸出了价值保守的主流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于是,学界、传媒的大佬们纷纷站出来,在呼吁小泉自制的同时,谋求基于“东亚和解”基础上的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笔者并不认为目前日本国内的“和解”思潮是以彻底的历史清算为内在理论指向的、具有深刻反思背景的社会思想运动,就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似乎仍然未脱“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的传统思维框架。

 

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不过,虽说如此,“和解”思潮不可能对现实的外交博弈没有任何推动:3月初,日本政府已正式任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宫本雄二为新任驻华大使,而此前,在对华外交上一筹莫展的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起用与中国完全无关的人士出任此职;3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月底,由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的庞大超党派联合访华团即将访问北京,据悉很可能会受到中共高层的接见;趁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因“伪造邮件”问题而备受打击,内部正乱作一团的时候,事实上被自民党控制了的国会一举通过了小泉政府提交的20062001年10月,小泉参观了位于京西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开创了自民党出身的首相来此参观并献花的先例;去年8月,小泉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发表了关于战后60周年的书面谈话,就历史问题做出了1995年“村山谈话”以来,在战后历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中,被公认为健康、善意、高姿态的整体表述;在国内舆论急剧右转,朝野高官不再慎言“中国威胁”的今天,小泉不止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的立场。对此,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需观其行。除了看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的表现外,还需考察其所谓重视中日关系的表态是否真诚。因为,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下现实中,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历来奉行实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日本,一向不乏带有“两面性”的政治家。这也是中日建交34年,但在历史问题上始终没能走出瓶颈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日政府高官动辄“失言”,作为岛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可谓举世闻名。而在哪种场合“失言”,“失言”到何种程度,对其时机、火候、分寸往往有精明的计算,貌似没心没肺,一切却尽在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曾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过差强人意的表态和举措的政治家,尽管其积极的表态绝非“个人行为”,但如果放在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环境下来考察的话,这种表态则明显缺乏政策“整合性”和约束力。因此,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清算,总给人以只在外交层面做文章,谋求策略性解决的权宜之感,显得真诚不足不说,与国内主流政治环境脱节过大,即使单从政策层面上看,似乎也难以保证长久的贯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假使未来的“后小泉”政权能够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自律,或按中方意愿实现普通战殁者与甲级战犯的分开祭祀,笔者也不认为这种基于双方各自对国内“民意”的权宜考量的、互设底线的小心翼翼的做法真能一劳永逸地填平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鸿沟。对此,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子安宣邦也指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陷阱”。即使小泉暂时收敛了参拜,“历史问题就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日本政府一直在外交层面上解决历史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我们同时还注意到,最近在日本国内,从学界和传媒界发出了一种呼吁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和解”的声音,究其“声源”,颇不乏资深的外交人士(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和鹰派学者(如《读卖新闻》集团总裁、主笔渡边恒雄)。纵观这些保守实力派人物的言论,可以看出,日本主流舆论已经从默认、赞同、鼓励小泉靖国参拜走到了对此持反对、批评,甚至是抨击的立场上。笔者认为,这种舆论方向调整的背后,固然表明主流知识社会在对过去战争历史的反省上又深了一步(如《读卖新闻》推出的《明确战争责任》的长篇系列报道,即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挖掘,提供一种判断标准,以廓清当时参与那场战争的军政首脑们各自应承担的责任界限,包括道义责任和结果责任,弄清谁是理应承担战争罪责的罪人,谁属于尚可原谅的范畴)。但是,一个基本的感觉,则是小泉的靖国参拜,导致日本的对亚外交大幅后退,不仅在经贸上,使其蒙受了现实的损失,在更加长远预算案。而随着该预算案的成立,包括下任首相人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议题被提上日程——面向“后小泉”时代的政治布局已经提速。

 

总之,作为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之一,小泉政府注定是中国对日外交无法绕过的存在。尽管从时间上来说,小泉政权似乎已成“强弩之末”,但是,如果我们对日本面向对华强硬等于“反华派”?国人在谈论、思考中日关系时,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因为大抵上,所谓“反华派”在外交政策上,对中国持强硬的鹰派立场,所以,自然而然地,觉得对中国强硬的人,必是反华派无疑。但反命题一定成立吗?其实未必。首先,有必要把政治家在某些特定场合,从某个特定立场出发的言行与其作为个人的政治理念、性格区别开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乏在成为政治家之前和之后,或已然是政治家,但尚未坐上某个位子之前和坐上之后,判若两人的政界人士。与欧美一些民主国家相比,派阀政治“风生水起”的日本,在这方面状况尤甚。众所周知,小泉之被钉上“反华”的耻辱柱,是因为靖国参拜。而有证据表明,其人在成为首相之前,对靖国神社并不热衷,几乎从来没去参拜过(一说是只参拜过一次)。从不参拜到铁杆的“参拜派”,除了说明在与中、韩的暗中角力中,日本的对亚外交政策一步一步走向“人质化”的可悲事实之外,不能不从日本社会的舆情和民意基础上寻找原因。2001年,小泉上台之前,曾承诺参拜靖国神社。起初,这很可能是一种单纯的、旨在提高支持率,以求在选举中胜出的权宜之举。但中韩两国的猛烈批判,客观上也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弹。因为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朝“公式参拜”(85年),翌年(86年)便被“叫停”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在日本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大大弱化的今天,“总保守化”已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殊难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让小泉放下身段,“从谏如流”确乎有现实的困难,除非他有把握“平衡”因放弃参拜承诺而丢失的“面子分”。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靖国参拜的长期化,是被中方“逼上梁山”的结果。笔者虽难认同此说,但对小泉自己所谓的“中国一说‘不’,便失去了‘不’的选择”,即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易为“民意”所挟持的窘境,却多少有所感悟。其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虽不是“慎重派”,但在持论上,与那些主张把靖国参拜作为自民党总裁选举及日本政治生活的“议题”来大做特做的鹰派毕竟有些温差:迄今为止,面对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他自始至终强调参拜的“私人问题”、“心灵问题”的性质,反对将其“扩大解释”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和法理上能否自圆其说另当别论,但他在参拜的同时,力求避免陷入理论争端,刻意保持“非公式”色彩的做法,却多少令人联想到其在此问题上原本“超然”的“逍遥派”背景。再有,对其到底是不是“反华”,笔者以为,不但要观其行,也要听其言。当然,“行”比“言”重要。但是,对于一国首脑来说,其对有关内政、外交问题的言说本身,不但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舆情,更会对国家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此“言”应作“行”来观。面对来自国内外越来越强的要求其为对亚外交失败承担责任的指责,小泉显得很低调,似乎并不急于辩解什么,只强调历来重视中日关系,甚至说自己本来就是“亲中派”,对中韩两国“只因一件事就关闭首脑对话的大门”,表示不解和遗憾。但是,上任6载,5度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试图以强硬对强硬的姿态使靖国参拜合法化、长期化的“前科”,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21世纪的全球战略及“后小泉”时代,很可能“比小泉还小泉”的政治路线图多少有所把握和觉悟的话,就应当从现在起,学会与一个强硬的日本打交道,而不是把所有强硬派都一律看成“反华派”而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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